观点要览｜新闻传播学篇：对外传播面临的双重挑战受到关注
传播学研究多点发散
2020年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中国特色新闻学也在发展中不断遇到新问题，学界对此高度关注。
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体系要坚持科学性与政治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统一。要建构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与当代实践、具有全球视野的新闻理论体系。亦有学者认为加强中国特色新闻学科建设需要从历史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层面予以足够的重视，在学科定位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并注重与当代传播特征与中国传播实践的结合。
传播学研究呈多点发散态势，范式革新等话题受到关注。基于数字传播引发的传播变革，有学者认为，数字传播学正在崛起，新范式的数字传播简略分为技术层、传播层和社会层，其中技术层的作用与功能大大提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可穿戴设备的出现和快速发展，身体与媒介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从离身走向具身的过程中，身体与技术的关系、身体的数据化、媒介技术的生存论、具身互动等成为研究热点。此外，传播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交叉碰撞，可供性研究、圈层传播研究等丰富了传播学研究的视角。
政策引导媒体融合，媒体功能外延拓展
媒体融合一直是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话题。在认识论层面，有学者认为，作为传媒业的一项“系统性工程”和“转基因工程”，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和功能价值，任重而道远。
在方法论层面，有学者认为，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关键点，首先是完善媒体融合发展的规划布局，不同媒体在整个体系中要明确各自定位，确定各自深度融合发展的方向。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媒体已成为多元治理主体之一。
有学者认为，信息生产力对治国理政方式之变的推动作用和媒体变革对国家治理的“双刃剑”效应，决定了主流媒体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极为重要的定位：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工作对象、重要内容，又是党和全面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所依靠的重要力量。此外，进入收尾阶段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如何在四级媒体体系化、多级化协同发展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也引发诸多讨论。
“云录制”等全新采制方式引发对新闻传播技术等问题的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媒体内容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云访谈”“云录制”等借助现代传播科技的全新采制方式，引发对新闻传播技术和人才培养等问题的思考。
有学者认为，在“信息疫情”中，及时而透明的信息披露、专业的科学传播实践，以及不断开发对用户具有情感吸引力的新信息形式，是行之有效的策略。此外，后疫情时代“新风险社会”、新闻边界的重构与颠覆等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疫情推动了直播电商的发展。直播电商不仅是营销模式，亦是传播活动。
有学者认为，直播电商存在把关不严反噬主体公信、虚假信息诱导消费主义、内涵浅薄缺少价值引领等问题，需要以品牌传播提升内容品质、以场景传播优化消费体验、以培育主播打造意见领袖、以提升素养引导健康消费、以强化管理营造良好生态。针对媒体的直播电商实践，有学者认为，直播电商作为创新性业务，潜在收益高而风险也较大，要想深入探索该领域，就必须具备较强的市场化能力和构建容错的创新性文化和环境。
5G改变媒介生态，智能传播反思增多
5G时代，智能信息采集、撰写、推送、反馈和纠错，以及智能场景创造与再造等逐渐得到应用与推广。
有学者认为，5G技术驱动下，互联网传播生态发生历史性变迁，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应实现应时而为、顺势而发，进一步拓宽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渠道，提高互联网情境下党的传播声量。随着智能传播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相关规制及伦理等问题引发深入思考。
对外传播面临的双重挑战受到关注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国际舆论场上的对抗与分化有所增加。有学者认为，我国对外传播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是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污名化”给传播效果提升带来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是跨文化融合传播中语言编码和技术编码的叠加难度。
有学者认为，应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守正创新，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各国团结合作；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指引，推动中西文明平等对话；开展分众化差异化传播，广交朋友增进共识；创新理念机制，开创对外传播工作新局面。具体到主流媒体的对外传播实践，可以探索建立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优化中国话语的跨文化传播，细分全球舆论场开展精细化传播和深耕多语种国别传播。
